司马迁亲身受过酷吏的残害，本文是《酷吏列传》的序，表明了司马迁反对严刑峻法，实行德政的主张。太史公认为，法令刑法只不过是治理国家的一个工具，并不是把国家治理得好的根源！
【注释】
①酷吏： 指那些施行严刑峻法，以酷烈著称的官吏。
②孔子曰： 引文见《论语·为政》。道： 同 “导”，引导。免： “免罪”、“免刑”、“免过”的意思。
③老氏称： 老氏指老子。滋： 更加。
④信： 的确，实在。清浊： 指政治清明与混乱。
⑤遁： 回避。
⑥救火扬沸：播扬开水，使沸腾暂时停息，比喻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。
⑦“听讼”三句： 语出 《论语·颜渊》，是孔子的话。听讼，听理诉讼，审理案件。
⑧破觚 (gu)而为圜： 觚，有棱角的酒器。圜，同 “圆”。把有棱的酒器改为圆形的酒器，喻重大改变。指汉初一反秦代酷法，仅颁约法三章。斵雕而为朴： 去掉华丽的装饰变为朴素。斵(zhuo)，砍，去掉。雕，指华丽的装饰。朴，朴素。网漏于吞舟之鱼： 从网里漏掉一口能吞下船的大鱼。比喻法网的宽疏。烝烝： 美盛，形容吏治很好。艾安： 平安无事。艾 (yi)，治理。
⑨彼： 指任德。此： 指任刑。
【译文】
孔子说： “用行政命令来诱导人民，用刑罚来整顿人民，人民只是暂时避免犯罪，却没有廉耻之心; 如果用道德来诱导他们，用礼教来约束他们，百姓不但有羞耻之心，并且人心归服。” 老子说： “最有道德的人不标榜自己有德，所以才真正有德; 道德低下的人常标榜自己不离失德，所以他其实并不真正具有道德。”“法令越是明白具体，盗贼反而更多出现。” 太史公说： 这话很准确呀! 法令这个东西，是治理天下的工具，但它并不是决定政治好坏的根源。从前天下的法网曾经是很密的，可是邪恶欺诈的事不断发生。到最严重时候，上上下下互相包庇回避，以至于国家不能振作。当这个时候，吏治如同负薪救火、扬汤止沸，不拿出凶猛严酷的手段，又怎能担负起责任并且轻松愉快地履行职责呢?讲求道德的人，没有尽到他的职责啊! 所以孔子说： “审理诉讼，我同别人一样。一定要使诉讼事件完全消灭才好!” 老子说： “下愚的人听见讲‘道’ 就哈哈大笑。” 这不是假话。汉朝刚建立时，废除严苛刻薄的法令，去掉繁琐的条文，法网宽疏得可以使能吞掉船只的大鱼从中漏掉，可是官吏的政绩却很好，不为非作歹，老百姓太平无事。由此看来，国家的安定在于道德的力量，而不是靠严酷的法令。
【鉴赏】 《酷吏列传》写了郅都、宁成、周阳由、赵禹、张汤、义纵、王温舒、尹齐、减宣、杜周十个酷吏，这十人中，除郅都是汉景帝时人外，其余都是汉武帝手下的得力干将。透过他们的行事，可以反映出武帝时代的政治状况。
“酷吏”的共同特点是执法严厉，但他们的个人品质则千差万别。司马迁并没有完全否定他们，如郅都“伉直”、“敢直谏”、不枉法徇私，被列侯宗室号为“苍鹰”，让匈奴人闻风丧胆; 张汤“国家赖其便”，为官清廉，死后家无余财;义纵正直敢断; 赵禹 “据法守正”等等。这十人虽然惨酷，却称其位。但总的说来，司马迁对酷吏的残暴妄杀却是不敢苟同的。这在该传的序中表现得非常清楚。
司马迁喜欢“德治”，讨厌严刑峻法，希望有一种既宽松又有秩序的社会局面。这种思想在序中反复申明。他先引孔子、老子有关仁政、德治的名言，相当于开宗明义地量出自己的观点。然后以“信哉是言也!”这样一个感叹性的判断句，明白无误地表明自己的倾向性。接着以法网严密的时代与汉初“黄老政治” 的宽松作比较，一个“吏治若救火扬沸”，一个却 “吏治烝烝，不至于奸，黎民艾安。”并引孔、老的格言说明在特殊时期，法令不是不能用，但它只是为政的一个手段，而不是正本清流的根本。
该序就这样运用引用、举例、对比论证的方法，着墨不多，却观点明确，条理分明，言简意赅，具有很强的说服力。
古文观止第五卷第10篇《酷吏列传》
史记· 司马迁
太史公开篇用孔子之语引出了儒法两家的德刑之辨。
孔子曰：导之以政，齐之以刑，民免而无耻。
孔子说：以政令为引导，以刑罚来约束，人民能够免于犯罪但却没有了羞耻之心。
导之以德，齐之以礼，有耻且格。
以道德为引导，以礼法来约束，那么人民就有羞耻心并且心悦诚服。格，标准，规则。
老氏称：“上德不德，是以有德；下德不失德，是以无德。”
又引用老子的话，注意用的是老氏，不姓李，如果姓李应该叫李子。至于《老子韩非子列传》中为什么说老子姓李名耳，到现在也没有定论。有一种说法，说老子属虎，就以虎为乳名，他的故乡方言中称小老虎为“狸儿”，所以后来传为李耳。
前面孔子说以德治国，这里用老子进一步区分德之上下或者说真伪。上德，德行最高的人。不德，不标榜自己的德行，因此才成就了自己真正的道德。下德和上德相对，道德低下的人往往标榜自己有道德，这才是最不道德的。因为道德是生而为人的基本配置。就像天天说自己遵纪守法的，往往才是践踏法律的人。法律是保证社会秩序的最低要求，满足最低要求有什么好标榜的呢？肯定是这个最低要求对他来说已经很高了，心虚了才天天挂在嘴边。
“法令滋章，盗贼多有。”
法令条款繁复严苛，违法乱纪的盗贼反而越来越多，这就进入了乱世的恶性循环。
太史公曰：信哉是言也！
太史公说：这些话说的都太对了。
法令者治之具，而非制治清浊之源也。
司马迁通过总结说出了对依法治国的个人见解。法令是治理天下的工具，但不是导致社会清明或混乱的根源。接下来开始举例说明。
昔天下之网尝密矣。
当年天下的法网未尝不密。指秦国。
然奸伪萌起，其极也，上下相遁，至于不振。
然而作奸犯科之事接连不断，最严重时，上下相互推诿欺瞒，以至于天下混乱不能振兴。
当是之时，吏治若救火扬沸，非武健严酷，恶能胜其任而愉快乎！
那时候，官吏们管理社会就像是负薪救火，扬汤止沸。治标不治本。不是强力而严酷之人，怎么能够心情愉快的胜任其职呢。
言道德者，溺其职矣。
在“奸伪萌起，上下相遁”的时代，一味的追求道德，反而容易导致失职。公道不在心时，讲道德就没用了。这既论证“法令滋章，盗贼多有”，又理性地提出道德不是万能的，仍然需要用法律来兜底。同时还辩证的看待酷吏，在动荡的年代中酷吏们是有积极意义的，并非一无是处。
故曰“听讼，吾犹人也，必也使无讼乎。”“下士闻道大笑之”。
前一句是孔子，后一句是老子。孔子说：审判案件，我和别人没什么区别，虽然强调道德，但最终依据还是法律。目的是想让诉讼完全消失，达到清明的盛世。老子则说：下士听到“道”就会大笑。这句话内涵深刻，历来解读颇多。但要注意，司马迁引用名人名言时，往往只是使用其最通俗易懂的字面意思，这里大概是说，此种情况下再和下士谈论道德只会引人发笑。
非虚言也。
这些话不是虚妄的。秦法严苛，但社会并没有变得更好，最终却造成了酷吏横行，道德沦丧的局面。那好的社会是什么样的呢？来看汉初。
汉兴，破觚（gū）而为圜（yuán），斫（zhuó）雕而为朴。
汉朝初兴时，将器具的棱角去掉使之成为浑圆的，把花纹削去使之回复到原始朴素的姿态。觚这里和圜相对，有棱有角的意思。斫，砍。雕，雕饰。这是一个浅显的比喻，说汉初将繁琐的秦法简化了，简化到何种程度呢？
网漏于吞舟之鱼。
法网疏漏到可以放过很大的罪行。那社会不乱套了吗？可是不然，国家面貌和秦时完全不同。
而吏治烝烝，不至于奸，黎民艾（yì）安。
官吏政绩蒸蒸日上，百姓不至于沦落奸邪 ，人民生活安定无事。反面认证了“法令滋章，盗贼多有”。汉初，政府有公信力，人民有凝聚力，虽然法律下限很低，但人们的道德上限很高。这就是“导之以德，齐之以礼，有耻且格”。社会进入了良性循环。
由是观之，在彼不在此。
由此看来，社会安定，人民安宁，其根源在于弘扬道德而不在严刑峻法。
当然了，以德治国是理想的状态，太史公也完全没有否定依法治国的意思。同时，太史公对酷吏们也持中正的态度，“虽惨酷，斯称其位矣”，要将他们与国、与民有利的地方拿出来，区别于他们滥刑妄杀的行为。
《酷吏列传》全文讲了11位酷吏的故事，其中10个是汉武帝时期的，酷吏的存在是法治的体现吗？不见得。酷吏们遵循的法往往是汉武帝一人之法，“所治即上意所欲罪，予监史深祸者，即上意所欲释，予监史轻平者”，而国家之法却遭到践踏破坏。所以太史公在对比秦汉，阐明德刑之辩的同时，也非常明确的对汉武帝提出了批判。
【译】孔子说：“用政令来引导百姓，用刑法来整治百姓，百姓虽能免于犯罪，但无羞耻之心。用道德教导百姓，用礼教来统一他们的言行，百姓们就既懂得羞耻又能使人心归服。”老子说：“最有道德的人，从不标榜自己有德，因此才真正具有道德；道德低下的人标榜自己没有离失道德,所以他并不真正具有道德。法令愈加严酷，盗贼就愈多。”太史公说：这些说得都对!法律是治理国家的工具,但不是治理好坏的本源。从前在秦朝时国家的法网很严密，但是奸诈欺伪的事经常发生，最为严重的时候，上下互相推诿责任，以致于国家无法振兴。
在当时，官吏用法治，就好像抱薪救火、扬汤止沸一样无济于事；倘不采取强硬严酷的手段，如何能胜任其职而心情愉快呢?在此种情况下,一味讲道德的人便要失职了。所以孔子说：“审理案件我和别人一样，所不同的是一定要使案件不再发生!”老子说：“下愚之人听人讲起道德就大笑。”这不是假话。汉朝初年，修改严厉的刑法，改为宽松的刑法，废除法律繁杂之文，改为简约朴实的条文，法网宽得能漏掉吞舟的大鱼，而官吏的政绩却很显著,使得百姓不再有奸邪的行为，百姓平安无事。由此看来，治理国家的关键在于道德，而不是严酷的刑法。
原创文章，作者：天下为公，如若转载，请注明出处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