古文观止 第87章｜太史公自序

《太史公自序》是《史记》的最后一篇，是《史记》的总结性文章。文章概述了作者的家族世系、家学渊源、著书经过等，融作者的遭遇和志向于一炉，不仅一部《史记》总括于此，而且司马迁一生本末也备见于此。全文可分两大部分：第一部分叙述了作者的生平家世和写作《史记》的时代条件、个人动机，以及受刑后忍辱著书的经历；第二部分是《史记》一百三十篇的各篇小序。文章规模宏大，气势浩瀚，是研究司马迁及其创作的重要资料。

译文

　　从前颛顼在位的时候，任命一个名叫重的南正官掌管天文，一个叫黎的北正官掌管地理。唐虞之际，又让重、黎的后代继续掌管天文、地理，直到夏商时期，所以说重黎氏世代掌管天文地理。周朝时候，程伯休甫就是他们的后裔。当周宣王时，由于丧失职守而转为司马氏。司马氏世代掌管周史。在周惠王和周襄王之间，司马氏离开周王室到晋国去。晋国中军将军随会逃奔到秦国时，司马氏也迁居少梁邑。

　　自从司马氏离周到晋之后，族人分散各地，有的在卫国，有的在赵国，有的在秦国。在卫国的，做了中山国的相。在赵国的，以传授剑术理论而显扬于世，蒯聩就是他们的后代。在秦国的名叫司马错，曾与张仪发生争论，于是秦惠王派司马错率军攻打蜀国，攻取后，又让他做了蜀地郡守。司马错之孙司马靳，奉事武安君白起。而少梁已更名为夏阳。司马靳与武安君坑杀赵国长平军，回来后与武安君一起被赐死于杜邮，埋葬在华池。司马靳之孙司马昌，是秦国主管冶铸铁器的官员，生活在秦始皇时代。蒯聩玄孙司马昂，曾为武安君部将并带兵攻占朝歌。诸侯争相为王时，司马昂在殷地称王。汉王刘邦攻打楚霸王项羽之际，司马昂归降汉王，汉以殷地为河内郡。司马昌生司马无泽，司马无泽担任汉朝市长之职。无泽生司马喜，司马喜封爵五大夫，死后都埋葬在高门。司马喜生司马谈，司马谈担任太史公。

　　太史公跟唐都学习天文，跟杨何学习《易经》，跟黄生学习道家学说。太史公做官时间在汉武帝建元至元封年间。他怕学者不能通晓诸家学说的原意，而学习了错误的东西，于是就论述阴阳、儒、墨、名、法、道六家的主旨，说：

　　《周易·系辞》中说：“天下的人倾向是一致的，而心思却是多种多样的，目的相同而采用的途径不一样。”阴阳家、儒家、墨家、名家、法家、道德家，这些都是探讨治国之道使国家强盛的学派，只不过他们所尊奉的理论之间，对于治国所采用的途径不同，有考虑全面与不全面的区别罢了。我曾私下研究过阴阳家的方术，他们注重吉凶祸福的征兆和众多的忌讳，使人感到拘束而畏惧颇多；然而他们排列四时运行的顺序，是不可遗弃丢失的。儒家学说博大，但缺少治国的切要纲领，出的力气大而收的功效少，所以他们的主张难以全部采纳；然而他们制定的君臣父子次序的礼仪，排列夫妇长幼的分别，是不可更改的。墨家提倡节约却难以遵循，所以他们的主张不能全部照办；但他们加强本业——农业与工肆之人参加生产劳动——是不可废弃的。法家严酷而缺少恩德；但他们纠正君臣上下的名分，是不可更换的。名家使人知道名位不同，礼节也不相同；但繁文缛节却容易失真；但是他们辨正名（概念）和实（实际）的关系，却不能不认真考察。道家使人精神专一，行动合乎无形的“道”，使万物富足。道家学说是本着阴阳家的四时大顺，采用儒家、墨家之长，提取名家法家的要领，与四时一起変化，适应万物变化，树立风俗，用于人事，无所不宜，主旨简明，容易操作，办事少而功效大。儒家则不然：认为君主是天下的楷模，君主倡导而大臣应和，君主先行而大臣随从。如此这般，君主劳累而大臣闲逸；至于大道中的要点：舍去贪欲和要强，不玩弄聪明和智慧，放弃了这一重大问题而用智术治理天下。精神使用过度则必会衰竭，体力使用过度则必会疲惫。形神不安而想和天地一起长存不灭，还从来没听说过。

　　阴阳家对四时、八位、十二度、二十四节气，各有适宜和禁忌的种种规定，顺之者昌，逆之者亡，这未必是对的。所以说：“使我感到拘束而畏惧颇多。”可是，春天生，夏天长，秋天收，冬天藏，这是自然运行的大规律，不顺从它则再也没有什么东西可做天的秩序和法纪了。所以说：“四时运行的大顺序，是不可能遗弃丢失的。”

　　儒家以六经为法度。这些经文和解释文字多得要用千万计算，几代人都弄不通这些学问。一辈子也研究不清礼呀仪呀等的，所以说：“学问博大而缺少治国的切要纲领，出的力气大而收的功效小”。但是他们制定排列君臣父子的身份及相应的礼节，夫妇长幼的区别及次序，即使百家之说也不能替代它。

　　墨家也崇尚尧舜之道，他们讲到尧舜的道行时说：“尧舜的殿堂高三尺，士阶只有三层，屋顶用茅草、芦苇往上一苫，檐口七长八短也不剪齐，伐木做椽连皮也不制，用粗陶器吃喝，用陶铏喝酒，吃糙米饭，喝藜藿汤。夏穿葛布衣，冬穿鹿皮衣。”他们主张办理丧葬之事时，棺材桐木板厚三寸，哭声不能过分，不能把心中的悲痛抒发完。教丧仪，必须以此作为万民的标准。假使天下之法都像这样，那么尊贵者与卑贱者就没有什么差别了。世代不同，时间变迁，办事不必相同，所以说：“提倡节俭却难以遵循。”但他们的要点：加强生产和节约费用，则说人人富裕，家家丰足的最佳途径。这是墨家的长处，即使百家所说也不能废弃它。

　　法家不分别亲近和疏远，不分别尊贵和卑贱，一律用法来判断，那么爱戴亲人和尊敬长者的恩德就断绝了。可以用它行一时之计，而不可以久用。所以说：“法家严酷而少恩德。”至于他们尊崇君王，使大臣卑下，使职分明确而不相互逾越的主张，即使有百家之说也是不能更改的。

　　名家苛刻繁烦的考察名分，往往纠缠不清，使人不能回味其意，专用名称决断而失去了情理，所以说：“使人名位不同，礼节也就不同，但容易失真。”至于他们的规定概念，考察实际，错综比较验证，这是不能不察究的。

　　道家提倡“无为”，又说“无不为，”他们的主张容易执行，但其语言难以理解。他们的主张以虚无为根本，以顺乎自然为办理原则。事没有固定不变之势，物有固定不变之形，所以能察万事万物的情状。不被物推于前，不被物牵于后，所以能成为万物的主宰。有法而无一成不变之法，顺因时事而成就其业；有度而无一成不变之度，顺因事物而与其相合。所以说：“圣人不朽的原因，至于坚守顺时变化的规律。虚无是道的常规，因循是君主的治世纲领。”群臣一起来，使他们明白各自的职分。实际情况符合其语言叫做端；实际情况与其语言不符叫做窾。窾言不相信，奸佞就不会产生，贤与不贤就自然分明，白与黑就自然区别明显。不过在于运用这些原则罢了，如果运用这些原则，还有什么事办不成呢？这样就合乎大道，进入“混沌”的无知无欲状态。光辉照耀天下，又返回到无名的原始状态。大凡人能活着，是因为有精神，精神的寄托在形体上。精神用得多了则衰竭，形体劳累过度则疲惫。死了的人不能再生，形神分离以后不能再结合起来。因此，圣人特别注重形神问题。由此看来，精神是生命的本体，形体是生命的器具。不先安定精神和形体，而一味喊叫“我有治理天下的办法”，那么，由什么途径来治理呢？

　　太史公职掌天文，不治理民事，有个儿子名叫司马迁。

　　司马迁生于龙门，在黄河之北、龙门山之南过着耕牧生活。年仅十岁便已习诵古文。二十岁南游江、淮地区，登会稽山，探察禹穴，观览九嶷山，泛舟于沅水、湘水之上；北渡汶水、泗水，讲学于齐、鲁两地的都会，考察孔子的遗风，在邹县、峄山行乡射礼；困厄于鄱、薛、彭城，经过梁、楚之地回到家乡。于是司马迁出仕为郎中，奉命出使西征巴、蜀以南，往南经略邛、笮、昆明，归来向朝廷复命。

　　这一年皇帝开始建立汉朝的封禅制度，而太史公被滞留在周南，不能参与其事，所以发愤愤怒将死。其子司马迁适逢出使归来，在黄河洛河之间拜见了父亲。太史公握着司马迁的手哭着说：“我们的先祖是周朝的太史。远在上古虞夏之世便显扬功名，职掌天文之事。后世衰落，今天会断绝在我手里吗？你继做太史，就接续了我们祖先的事业。现在天子继承汉朝千年一统的大业，在泰山封禅，而我不能随行，这是命啊，是命啊！我死后，你必定为太史；做太史后不要忘记我想要撰写的著述啊。再说孝道始于奉养双亲，进而侍奉君主，最终在于立身扬名。扬名后世来显耀父母，这是最大的孝道。天下称道歌诵周公，说他能够论述歌颂文王、武王的功德，宣扬周、邵的风尚，通晓太王、王季的思虑，乃至于公刘的功业，并尊崇始祖后稷。周幽王、周厉王以后，王道衰败，礼乐衰颓，孔子研究整理旧有的典籍，修复振兴被废弃破坏的礼乐，论述《诗经》《书经》，写作《春秋》，学者至今以之为准则。自获麟以来四百余年，诸侯相互兼并，史书丢弃殆尽。如今汉朝兴起，海内统一，明主贤君忠臣死义之士，我作为太史都未能予以论评载录，断绝了天下的修史传统，对此我甚感惶恐，你可要记在心上啊！”司马迁低头流泪说：“儿子虽然驽笨，但我会详细编纂先人所整理的史实古事，不敢有缺。”

　　司马谈去世三年后司马迁任太史令，缀集历史书籍及国家收藏的档案文献。司马迁任太史令五年正当汉太初元年，十一月初一甲子，节气为冬至，历法更改，开始用太初历，在明堂向诸侯颁布。

　　太史公说：“我的父亲生前曾经说过：‘自周公死后，经过五百年才有了孔子。孔子死后，到今天也有五百年了，有谁能够继续在太平圣明的时代修正《易传》，续写《春秋》，探求《诗经》、《尚书》、《礼记》、《乐经》之间的本原而著述？’”他老人家的意思是把希望寄托在我的身上呀！寄托在我的身上呀！小子怎么敢推辞呢！

　　上大夫壶遂说：“从前，孔子为什么要写《春秋》呢？”太史公说：“我曾听董生说过：‘周朝的政治衰落破败之时，孔子出任鲁国的司寇，诸侯害他，大夫们排挤他。孔子知道他的建议不会被接受了，他的政治主张再也行不通了，于是评判二百四十二年历史中的是是非非，以此作为天下人行动的准则，贬抑天子，斥退诸侯，声讨大夫，以阐明王道。’孔子说：‘我想把我的思想用空话记载下来，但不如通过具体的历史事件来表现更加深刻、明显。’《春秋》，从上而言，阐明了夏禹、商汤、周文王的政治原则；从下而言，辨明了为人处事的纲纪，分清了疑惑难明的事物，判明了是非的界限，使犹豫不决的人拿定了主意，褒善贬恶，崇敬贤能，排抑不肖，保存已经灭亡了的国家，延续已经断绝了的世系，补救政治上的弊端，兴起已经荒废的事业，这些都是王道的重要内容。《易经》显示了天地、阴阳、四时、五行的相互关系，所以长于变化；《仪礼》规定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，故长于行动；《尚书》记载了上古先王的事迹，所以长于从政；《诗经》记载了山川、溪谷、禽兽、草木、雌雄、男女，所以长于教化；《乐记》是音乐所以成立的根据，所以长于调和性情；《春秋》明辨是非，所以长于治理百姓。因此，《仪礼》是用来节制人的行为的，《乐记》是用来激发和穆的感情的，《尚书》是用来指导政事的，《诗经》是用来表达内心的情意的，《易经》是用来说明变化的，《春秋》是用来阐明正义的。把一个混乱的社会引导到正确的轨道上来，没有比《春秋》更有用了。《春秋》全书有数万字，其中的要点也有数千。万物万事的分离与聚合，都记在《春秋》里了。《春秋》中，臣杀君的有三十六起，亡国的有五十二个，诸侯四处奔走仍然不能保住国家政权的不计其数。观察他们所以会这样的原因，都在于失去了根本啊！所以《周易》说‘失之毫厘，差之千里’。因此说，‘臣杀君，子杀父，不是一朝一夕才这样的，而是长时期逐渐形成的’。所以，一国之君不可以不知道《春秋》，否则，当面有人进谗他看不见，背后有窃国之贼他也不知道。身为国家大臣的不可以不知道《春秋》，否则，处理一般的事情不知怎样做才合适，遇到出乎意料的事变不知用变通的权宜之计去对付。作为一国之君和一家之长却不懂得《春秋》中的道理，一定会蒙受罪魁祸首的恶名。作为大臣和儿子的不懂得《春秋》中的道理，一定会因为阴谋篡位和杀害君父而被诛杀，得一个死罪的名声。其实，他们都以为自己在干好事，做了而不知道应该怎么做，受了毫无根据的批评而不敢反驳。因为不通礼义的宗旨，以至于做国君的不像国君，做大臣的不像大臣，做父亲的不像父亲，做儿子的不像儿子。做国君的不像国君，大臣们就会犯上作乱；做大臣的不像大臣，就会遭到杀身之祸；做父亲的不像父亲，就是没有伦理道德；做儿子的不像儿子，就是不孝敬父母。这四种行为，是天下最大的过错。把这四种最大的过错加在这些人身上，他们也只能接受而不敢推托。所以《春秋》这部书，是关于礼义的主要经典著作。礼的作用是防患于未然，法的作用是除恶于已然；法的除恶作用容易见到，而礼的防患作用难以被人们理解。”

　　壶遂说：“孔子的时代，国家没有英明的国君，下层的贤才俊士得不到重用，孔子这才写作《春秋》，流传下这部用笔墨写成的著作来判明什么是礼义，以代替周王朝的法典。现在，您太史公上遇英明的皇帝，下有自己的职守，万事已经具备，都按着适当的顺序进行着，太史公所论述的，想要说明什么宗旨呢？”

　　太史公说：“对，对！不对，不对！不是这样的。我曾从先父那里听说：‘伏羲最纯朴厚道，他创作了《周易》中的八卦。唐尧、虞舜时代的昌盛，《尚书》上记载了，礼乐就是那时制作的。商汤、周武王时代的兴隆，古代的诗人已经加以歌颂。《春秋》歌颂善人，贬斥恶人，推崇夏、商、周三代的德政，颂扬周王朝，并非全是抨击和讥刺。’自从汉朝建立以来，直到当今的英明天子，捕获白麟，上泰山祭祀天地之神，改正历法，更换车马、祭牲的颜色。受命于上天，德泽流布远方，四海之外与汉族风俗不同的地区，也纷纷通过几重翻译叩开关门，请求前来进献物品和拜见天子，这些事说也说不完。大臣百官尽力歌颂天子的圣明功德，但还是不能把其中的意义阐述透彻。况且，贤士不被任用，这是国君的耻辱；皇上英明神圣而他的美德没能流传久远，这是史官的过错。况且，我曾经做过太史令，如果废弃皇上英明神圣的盛大美德不去记载，埋没功臣、贵族、贤大夫的事迹不去记述，丢弃先父生前的殷勤嘱托，没有什么罪过比这更大了。我所说的记述过去的事情，整理那些社会传说，谈不上创作，而你却把它同孔子作《春秋》相提并论，这就错了。”

　　于是编写《史记》。过了七年，我因“李陵事件”而大祸临头，被关进了监狱。于是喟然长叹：“这是我的罪过啊！这是我的罪过啊！身体被摧毁了，不会再被任用了！”退居以后又转而深思：“《诗经》和《尚书》辞意隐约，这是作者要表达他们内心的思想。从前文王被囚禁在羑里，就推演了《周易》；孔子在陈国和蔡国受到困厄，就写作《春秋》；屈原被怀王放逐，就写了《离骚》；左丘明眼睛瞎了，这才有了《国语》；孙膑遭受膑刑之苦，于是研究兵法；吕不韦谪迁蜀地，后世却流传着《吕氏春秋》；韩非子被囚禁在秦国，《说难》、《孤愤》才产生；《诗经》三百零五篇，大多是古代的圣贤之人为抒发胸中的愤懑之情而创作的。这些人都是意气有所郁结，没有地方可以发泄，这才追述往事，思念将来。”于是，终于记述了唐尧以来的历史，止于猎获白麟的元狩元年，而从黄帝开始。（王兴康）

注释
太史公：《史记》全书称“太史公”一百多处，为司马谈、司马迁父子共称。
颛（zhuān）顼（xū）：五帝之一。
南正：上古天官。重：人名。
北正：上古地官。黎：人名。
序：掌管。
程伯：程国的伯爵。休甫：人名，世代职掌周王室国史。
司马：掌军事的官。
典：职掌。
惠襄：指周惠王、周襄王。
随会：晋大夫。
少梁：古梁国，被灭后称少梁。
相中山：为中山国相，指司马喜。
错：司马错，秦惠王将。
靳（jìn）：一作“蓟”。
杜邮：在今咸阳东。
华池：在今韩城西南。
武信君：武臣，秦末农民起义军将领。徇（xùn）：攻取。
诸侯之相王：诸侯互相称王。
市长：长安四市的长官。
五大夫：爵位名。
高门：高原门的简称。
天官：天文星象之学。唐都：汉代方士，曾参与制定太初历。
杨何：汉初易学专家。
道论：道家学说。黄子：即黄生，汉初道家理论权威。
建元、元封：皆汉武帝年号。
愍（mǐn）：忧伤。师悖：师法惑乱之言。
六家：指阴阳、儒、墨、名、法、道六家。要指：核心思想。指，同“旨”，意旨，意趣。
易大传：即《易·系辞》。
直：不过。从言之异路：各自持论不同。
省（xǐng）：省察，明白。
术：法，道，引申为学说。
祥：吉凶的征兆。忌讳：禁忌。
失：违背，改变。
博而寡要：太广博而不够扼要。
尽从：全部遵从实行。
彊（qiáng）本节用：注重发展生产，节制用度。彊，同“强”。本，指农耕蚕织。
俭：通“检”，咬文嚼字。
正名实：指名称和实际相符合。
动合无形：一切举措都合乎自然。
去健羡：去掉刚强贪欲。绌聪明：不用耳目之聪明。
此：指儒学。术：指道术。
骚动：分散动摇，此谓消耗。
四时：春夏秋冬四季。八位：八卦方位。十二度：十二星次。二十四节：二十四节气。教令：戒律。
大经：主要规律。
六艺：即六经。经：六经本文。传：解经文字。
累世：一辈子。
当年：丁壮之年。
椽（chuán）：柞木为椽。
簋（guǐ）：椭圆形食器。
刑：盛汤的鼎器。
粝（lì）粱：粗粮。
藜（lí）藿：泛指野菜。
桐棺三寸：以桐木为棺，厚三寸。
事业：此指社会的一切礼俗制度。
亲亲尊尊：亲近亲者，尊崇尊者。
苛察缴绕：烦琐纠缠。
反其意：寻思究竟。
控名责实：循名责实。控，引，引申为依据、遵循。
参伍：参差交互，即综合各方面加以考察。
因循：犹顺应。
成势：一成不变的势态。
复反无名：复归于自然。
龙门：山名，在今韩城东北。
河山之阳：指龙门山南麓河曲。
古文：先秦历史典籍用古体字书写。
禹穴：在今绍兴会稽山，相传禹曾会诸侯于此。
窥：考察。九疑：山名，在今宁远境内。
沅、湘：二水名，在湖南境内。
汶、泗：二水名，在山东境内。
讲业：研习学问。
乡射：古代练武选贤的礼仪活动。邹：古国名，今邹县。峄（yì）：山名，在今邹县南。
戹（è）：同“厄”。鄱（pó）：同“蕃”，汉县名，在今滕州境内。薛：汉县名，在今滕州东。彭城：今徐州。
梁：今开封。
郎中：皇帝侍从人员，属郎中令。
略：行视。邛（qióng）：邛都，今西昌东。笮（zé）：笮都，今汉源东北。
是岁：指武帝元封元年（前年）。封：封禅。
周南：周成王时，周公、召公分陕而治，陕以东称周南。此实指洛阳。
续吾祖：继续我祖上的事业。
接千岁之统：据《封禅书》载周成王曾登封泰山，下距汉武帝其间九百余年，此举其成数。
邵：即“召”之本字，指召公。
获麟：指鲁哀公十四年（前年）西狩获麟事，见《孔子世家》。
史记：历史载籍。放绝：散失断绝。
悉论：一一撰述。所次旧闻：所积累的史料。
迁为太史令：司马迁任太史令在元封三年（前年）。
紬（chōu）：引出。石室金匮（guì）：国家藏书馆、档案室。
天历始改：始改用太初历，即改秦历为夏历。
明堂：天子举行隆重典礼的礼堂。
受纪：接受新历。先人：指作者父亲司马谈，一说指先代贤人。
周公：周武王弟，周成王叔，姓姬，名旦。
绍：继。明世：太平盛世。
易传：《周易》的组成部分，是儒家学者对《周易》所作的解释。
春秋：儒家经典。
本：以……为本，遵奉。诗：《诗经》。书：《尚书》。礼：《周礼》《仪礼》《礼记》三书的合称。乐：儒家经典之一，今已不传。
壶遂：人名，曾参加太初改历，官至詹事，秩二千石，故称“上大夫”。
董生：对董仲舒的尊称。
壅（yōng）：阻挠。
是非二百四十二年：指《春秋》总结了二百四十二年的历史，并加以褒贬评价。
退：此为批评、贬抑之意。
三王：夏禹、商汤、周文王。
善善恶（wù）恶（è）：表扬好事，斥责坏事。
经纪：安排。人伦：指人与人之间的等级关系。
牝（pìn）牡：雌雄。
风：教化。一说通“讽”，劝诫。
弑（shì）：古时称臣杀君、子杀父母为“弑”。
社稷：土神和谷神，国家政权的象征。
经事：正常的事情。经，寻常。
权：变通。
犯：触犯。此指为臣下所侵犯。
未然：还没有成为事实。
空文：与纪实文字相对，即论理之文。
否否：不是这样。
伏羲：传说中的古代圣人。
尧、舜：古代部落联盟领袖。
尚书载之：《尚书》首篇《尧典》，记载了尧禅位给舜的事迹。
汤：商朝建立者。武：周武王。
诗人歌之：《诗经》中有《商颂》五篇，内容多是对殷代先王先公的赞颂。
三代：夏、商、周。
符：征兆。瑞：祥瑞。
封禅（shàn）：帝王祭天地的典礼。
改正朔：改历法。改历象征改朝换代。正朔，指一年的第一天。
易服色：更改车马、祭牲的颜色。
穆清：清和之气，指天。
重译：经过几重翻译。款塞：叩关。
缧（léi）绁（xiè）：捆绑犯人的绳索，借指监狱。
西伯：周文王。羑（yǒu）里：今汤阴北。
“孔子”二句：此将孔子有厄于陈、蔡及作《春秋》二事联系起来，并说成因果关系，乃行文之需要。
左丘：春秋时鲁国史官。
孙子：指孙膑。膑（bìn）脚：砍去膝盖骨及以下的酷刑。
吕览：即吕不韦门下宾客编撰的《吕氏春秋》。
说难孤愤：指《韩非子》中的两篇《说难》《孤愤》。
陶唐：即唐尧。
至于麟止：《史记》记事止于汉武帝猎获白麟的元狩元年（前年）。
台：通“怡”，高兴。
说（yuè）：傅说，殷商名臣。
豪：即“崤”之异音。
鐻（jù）：像钟一样的乐器。
霣（yǔn）：通“殒”，死亡。
蠲（juān）：免除。
以：当作“已”。
翲（piāo）忽：微细。翲，轻。
禨（jī）祥：谓祈禳求福之事。
嚭（pǐ）：伯嚭，春秋后期吴国大夫。
杀鲜放度：杀管叔放逐蔡叔。鲜，管叔名。度，蔡叔名。
鬯（chàng）：祭祀用的香酒。
骥（jì）騄（lù）：指良马。
偩（fù）：依赖，倚仗。
填抚：镇守安抚。填，通“镇”。山西：指华山之西。
戹：扼制。
穰（ráng）苴（jū）：司马穰苴，春秋末期齐国将领。
樗（chū）里：樗里疾，战国中期秦国宗室。
以：一作“反”。
诟（gòu）：耻辱。
周緤（xiè）：汉初大臣。
埶：通“势”。倍：通“背”，背叛。
濞（bì）：刘濞，西汉宗室，封吴王。
说：通“悦”，喜悦。
溉：一作“慨”。
戹：同“厄”，困苦，危难。
既：一作“慨”。
循：一作“总”。
秦拨去古文：秦始皇统一文字，废去古文，改行小篆。
次律令：制定法令。
申：制定。
章：章法，指历法。
盖公：齐胶西人，精通黄老之学。
原始察终：研究历史要考虑事件的原委。
并时异世：指诸侯列国历史，同一时代，有不同的国家。
礼乐损益：记载礼仪、乐律的增减变化，即作《礼书》《乐书》。
律历改易：指作《律历书》。
天人之际：探讨天和人的关系，指作《天官书》。
承敝通变：指作《平淮书》记载货币及经济的演变。
俶（tì）傥（tǎng）：卓越，杰出。
拾遗补艺：拾取遗文以补六经之义。
副：副本。
俟（sì）后世圣人君子：留待后世圣明的人来评论。

第五卷第15篇《太史公自序》

史记· 司马迁这是《史记》的最后一篇，对于司马迁来说是个人列传，但对《史记》来说则是总序。太史公详述了自己做《史记》的原因和用意，所以大家如果读《史记》可以先翻到最后，从这一篇《太史公自序》入手。不过《古文观止》在选取本文时只留了中间一段。

1、

太史公曰：先人有言，自周公卒五百岁而有孔子。

太史公引用了自己父亲的话，自周公去世五百年后人间出了孔子。周公制礼作乐，歌文、武之德，宣周、邵之风，奠定了中华文明的基石，是圣人。孔子修废起旧，论诗书、做春秋，定仁德，为中国人确立了人生价值的方向，也是圣人。所以孟子说“五百年必有王者兴，其间必有名世者”。

孔子卒后至于今五百岁。

而如今，孔子去世到今天也有五百余年了。果然刘氏王，大汉兴，也该有名世者了。那该以何名于世呢？

有能绍明世，正易传，继春秋，本诗书礼乐之际？

绍，继承、接续。正，正本清源。继，延续。本，探究。又到了继承古代盛世之业，订正《易传》，续写《春秋》，探求孔夫子在诗、书、礼、乐中，所蕴含的深层思想的时候了。孔子传周公之道，那现在该有人来宣扬孔子之道。

这段话说的本来是司马迁父亲的理想，司马家是太史世家，历代修订史书。司马迁父亲叫司马谈，也是汉朝太史令，司马谈去世后司马迁才做的太史，所以司马迁也称父亲为太史公，在《太史公自序》原文中司马迁记录了这样的故事：父亲司马谈临终时拉着他的手说，咱们家从周王朝开始就担任皇家太史，本以为家道衰微，司马太史到我这一代就该断绝了，岂料我又成为汉家太史，算是延续了祖上基业。

孔夫子获麟封笔之后四百年乱世，诸侯兼并，史书断绝。我适逢汉朝盛世，天子封禅泰山，我本想随驾同往泰山见证这一历史大事件。但身体不行了，未能成行，这大概就是所谓的命运吧。我无法完成太史的使命，不能将自己所知的明主、贤君、忠臣、义士都一一载入史籍，这实在让我心怀畏惧。儿子啊，我死后你一定要继承我的衣钵，挑起太史的担子，以完成我未竟的事业。

所以太史公写《史记》最初的动力来源是什么呢？或许正是一片孝心。孝始于事亲，中于事君，终于立身，扬名于后世，以显父母，此孝之大者。

意在斯乎！意在斯乎！小子何敢让焉。

父亲的用意就在这里吧，就在这里吧！我怎敢推辞呢？太史公以小子自称，首先是对父亲说的，我是小子。第二，父亲留给我的任务，传承周、孔之业，续写春秋，面对圣人，我更是小得不能再小了。背后是对自己寄予厚望的父亲，眼前是高山景行的偶像，这副担子果然逾千钧。

【译】太史公说：“先人说过：‘自周公死后五百年而有孔子。孔子死后到现在五百年，有能继承盛世，辨正《易传》，接续《春秋》，遵奉《诗》《书》《礼》《乐》精义的人吗？’他的用意就在于此，在于此吧！我又怎敢推辞呢。”

2、

上大夫壶遂曰：“昔孔子何为而作春秋哉”？

壶遂是人名，司马迁的同事，官居上大夫。本文里司马迁用二人的两番问对，阐明了两件事，这两件事一明一暗，明面上就是孔夫子为什么要作《春秋》？

太史公曰：“余闻董生曰：

董生是董仲舒，他是儒家发展中至关重要的人物，“罢黜百家，独尊儒术”。董仲舒学术能力自然非常强，他对《春秋》的理解很深刻，尤其精通《公羊传》。他的核心思想正是脱胎于《公羊传隐公元年》一文中提到的“大一统”，他在和汉武帝的三次问对，也就是著名的《天人三策》中阐述新秩序的构建，大多是以春秋义理为基础的，所以司马迁这里首先引用了学术巨擘的观点。

周道衰废，孔子为鲁司寇，诸侯害之，大夫壅之。

当周朝王道衰微，礼崩乐废之时，孔子担任鲁国司寇，诸侯们嫉恨他，大夫们排挤他。

孔子知言之不用，道之不行也。

孔子知道自己言语无用，主张难施。

是非二百四十二年之中，以为天下仪表。

于是记录天下二百四十二年来的历史大事件，微言大义，褒贬是非功过，希望这些能够作为天下人行为的准则。

贬天子，退诸侯，讨大夫，以达王事而已矣。

在书中批评天子，斥责诸侯，声讨大夫，是为了实现他的最终目标，在天下推行王道。不是说褒贬吗？为什么这里只说批判、斥责和声讨呢？这里是有隐藏定语，特指不合格的天子、诸侯和大夫。以上是董仲舒的观点，而这个观点也影响了后世两千多年来人们对春秋的整体评价。当然这里也包含太史公，一般认为司马迁是师承于董仲舒的。接着太史公又引用孔子自己的话。

子曰：‘我欲载之空言，不如见之于行事之深切著明也。’

这句话不在儒家经典之中，而是出自《春秋纬》，纬书和经书一样都是阐述儒家思想的，纬除了纺织物中的横线这一本意之外，还有谶的意思，所以纬书中还融合了大量玄学的内容。可以这么理解：经书是儒学典籍，纬书是儒教经典。汉代以来流传的《春秋纬》有十几种，贾宝玉说要一火焚之的几本书《参同契》《元命苞》《五灯会元》，其中《元命苞》就是《春秋纬》的一种。孔子说：我想记录传播自己的学说，但说教义理，不如寓道于史，将思想寓于对历史事件的深刻评判中，讲大道理肯定没有讲故事更容易让人理解，所以写《春秋》的孔子是至圣，真正的圣人，而辑录传授《论语》的孔门学徒中，也只有“复圣”“宗圣”“亚圣”了，当然这里所谓的只有是和孔夫子作对比，没有贬低先贤的意思。

夫春秋，上明三王之道，下辨人事之纪。

《春秋》这本书，往上说阐明了三王的治国安民之道，往下说则辨明了人间的纲常伦理，接着用一个长句解释春秋是如何明道辨纪的。

别嫌疑，明是非，定犹豫，善善恶（wù）恶（è），贤贤贱不肖，存亡国，继绝世，补弊起废，王道之大者也。

别、明、定、善、恶、贤、贱、存、继、补、起这些字，都是使动用法。使疑难不明的分别开，使对错有明确的区分，使犹豫难定的事情有了决断，使善的得到表彰，使恶的得到批判，使贤者被尊重，使不肖者被鄙夷，使将要灭亡的国家得以保全，使将要灭绝的家族得以延续，使缺漏的得到补全，使废弛的重新振作，这些便是王道中最重要的内容。极言《春秋》之大。

易著天地、阴阳、四时、五行，故长于变；

《周易》记录天地、阴阳、四时、五行的规律，所以适用于帮助我们理解道的变化。

礼经纪人伦，故长于行；

《礼》规范人间伦理，所以特别适用于作为我们的行为准则。

书记先王之事，故长（cháng）于政；

《尚书》记载先王事迹、政令，所以适用于指导政事。

诗记山川、溪谷、禽兽、草木、牝牡、雌雄，故长于风；

《诗经》记录世间风物，所以适用于民风教化。

乐乐所以立，故长于和；

《乐》论述音乐义理的确立，故而适用于促进社会和谐。《乐经》在汉朝时已经失传了，汉书《艺文志》中说，当时的乐官只能演奏古曲，而不能像季札那样论述音乐中的义理了，不礼乐不分家，《乐经》一定也是通过音乐论述社会人文的著作。

春秋辨是非，故长于治人。

《春秋》明辨是非，所以适于治理社会。

是故礼以节人，乐以发和，书以道事，诗以达意，易以道化，春秋以道义。

所以，孔夫子的著作各有所长，意义重大。

拨乱世反之正，莫近于春秋。

但是其中，治理乱世，使其回到正轨，没有比得上《春秋》的。因为是非观是人类社会文明延续的基础，这一段论述大六艺的特点，实际是为说明《春秋》明是非的重要性来做陪衬。接着开始论述《春秋》明是非的重要性。

春秋文成数万，其指数千。万物之散聚皆在春秋。

《春秋》言短意深，微言大义，记录的都是事物聚散规律的范本，是人类社会的病例大百科。

春秋之中，弑君三十六，亡国五十二，诸侯奔走不得保其社稷者不可胜数。

《春秋》记载弑君事件三十六起，被灭亡的国家五十二个，诸侯出奔逃亡不能保其国家的数不胜数。

察其所以，皆失其本已。

我们探究其中的原因，都是因为这些人失去了根本。根本是什么呢？明是非。

故易曰‘失之毫厘，差之千里。’

所以《周易》说：一开始偏离了一点点，后面就不知道相差多少了。大是大非容不得一点偏差。

故曰‘臣弑君，子弑父，非一旦一夕之故也，其渐久矣’。

那些世道人伦的惨剧从来不是朝夕之间就出现的，其背后必然有长久的酝酿积累。

故有国者不可以不知春秋，前有谗而弗见，后有贼而不知。

所以国家权力的掌控者不能不理解春秋大义。否则，身前佞臣却视而不见，身后有奸贼却茫然不知。是非不分，贤愚不辨。

为人臣者不可以不知春秋，守经事而不知其宜，遭变事而不知其权。

做臣子的不能不理解春秋大义，否则处理工作不知道如何是好，遭遇变故不知道如何随机应变。嫌疑难别，犹豫不定。

为人君父而不通于春秋之义者，必蒙首恶之名。

作为君主、父亲如果是非不分，国家或家庭一定会出乱子。那作为一国之君、一家之主必然要承担主要责任，也就是背负首恶之名。

为人臣子而不通于春秋之义者，必陷篡弑之诛，死罪之名。

同样，作为大臣、人子如果是非不分，一定会陷入篡位弑杀的法网，蒙受死罪的恶名。不读春秋，不知大义。这些人真的有作恶之心吗？也不见得。

其实皆以为善，为之不知其义，被之空言而不敢辞。

有些人实际上不是坏，而是蠢，读《春秋》能开启人的智慧，明辨是非，进而启发人的善念。还有一种人，因为不懂《春秋》大义，遭受陷害和抹黑却无法为自己辩白。当然这种人也可以算作是愚人，也该读《春秋》。

夫不通礼义之旨，至于君不君，臣不臣，父不父，子不子。

不通晓礼、义的要旨，就会导致君王不像君王，臣子不像臣子，父母不像父母，儿女不像儿女。

夫君不君则犯，臣不臣则诛，父不父则无道，子不子则不孝。

君主没有君主的样子就会被冒犯，臣子没有臣子的样子就会被诛杀，父母没有父母的样子就失去人伦之道，子女没有子女的样子就容易忤逆不孝。

此四行者，天下之大过也。

上述这四种行为，是天下最大的过错。

以天下之大过予之，则受而弗敢辞。

冒天下之大不韪，就只能承受罪名而无法推诿了。太史公从《春秋》的要旨一直说到其社会实践，得出结论。

故春秋者，礼义之大宗也。

所以《春秋》确立了礼、义的核心宗旨。

夫礼禁未然之前，法施已然之后；法之所为用者易见，而礼之所为禁者难知。

礼义施行于人做事之前，防患于未然。律法则施行于事件之后，拨乱反正。法律的作用显而易见，礼的作用则是潜移默化，难以被人察觉。前面说有一种人不是坏而是蠢，《春秋》的作用之一就是启迪这些人不让他们作恶，而剩下的纯粹的坏人，不为大义所震慑仍然去作恶的，那就要交给法律去处理了。有点像扁鹊评价医术一样，治之无名，使之无形，才是医之良者。孔子为什么作《春秋》呢？是为给一种叫做文明断绝的恶疾提供有效可靠的疫苗。

太史公说了这么多明里是说孔子为何修《春秋》，暗里则是解释自己为什么修史记，咱们中国人有记录历史的传统，《尚书》说“惟殷先人，有策有典”，至晚在殷商时期就已经有专人修史，到周朝就出现了太史、内史等专司历史的官职。而且不仅仅周王室有，各诸侯国也有，“诸侯之会，其德行礼仪，无国不记”，但是要注意，虽然史官是朝廷任命的官职，但他们却往往是世袭家传，而且可以不受政府权威的影响，去记录他们自己所见所闻的“真实”历史。

《晏子不死君难》讲过崔杼杀三史，正是颂扬太史秉笔直书的故事，可以说先秦史书几乎都是私人修史，孔夫子修《春秋》也是私人修史，太史公正是以此来强调自己修《史记》的合理性，又通过不断诉说《春秋》的意义来表明自己修《史记》的本心也是希望学习孔夫子，“上明三王之道，下辨人事之纪”。但是新的问题又出现了，你是什么档次，和孔子做一样的事情。所以壶遂又提出了一个尖锐的问题。

【译】上大夫壶遂问：“从前孔子为什么要作《春秋》呢？”太史公说：“我听董生说：‘周王室衰废时，孔子担任鲁国司寇，诸侯陷害他，大夫拥护他。孔子知道自己的意见不被采纳，政治主张无法实行，便把自己的褒贬是非寄寓在二百四十二年间的历史记载中，作为天下的准则，贬抑天子，斥责诸侯，声讨大夫，无非是为王道通达而已。’孔子说：‘我与其空洞的说教，不如把意图表现在叙事中那么深刻明确。’《春秋》向上阐明三王治道，向下辨别人事准则，分清嫌疑，判明是非，论定犹豫不决之事，褒善惩恶，尊重贤能，鄙薄不肖，存留亡国家事迹，续写断绝了的王国世系，补救其敝病，振兴废弛之业，这是王道的精髓。

《易》载述天地阴阳、四时五行，所以长于变通；《礼》规范人伦，所以长于行事；《书》记述先王事迹，所以长于政治；《诗》记山川溪谷、禽兽草木，牝牡雌雄，所以长于风土民谣；《乐》是论述音乐的经典，所以长于和顺；《春秋》论辨是非，所以长于治人。由此可见《礼》是用来节制约束人的，《乐》是用来诱发人心平和的，《书》是来述说政事的，《诗》是用来表达情意的，《易》是用来讲变化的，《春秋》是用来论述道义的。拨乱反正，没有比《春秋》更切近有效。《春秋》文字数万，而有数千条旨意。万物的离散聚合都在《春秋》之中。在《春秋》中，记载弑君事件三十六起，被灭亡的国家五十二个，诸侯出奔逃亡不能保其国家的数不胜数。考察其变乱败亡的原因，都是他们失去了根本。

所以《易》中讲‘失之毫厘，差以千里’。说‘臣弑君，子弑父，并非一朝一夕的缘故，其发展渐进已很久了’。因此做国君的不能不知《春秋》，否则前有谗佞之徒而不见，后有奸贼之臣而不知。做人臣者不能不知《春秋》，否则办常事不知道怎样做合适，遇到突发事件则不知权变。做人君、人父若不通晓《春秋》要义，必定会蒙受罪魁祸首的罪名。做人臣、人子如不通晓《春秋》要义，必定会陷于篡位杀上而被诛伐的境地，并蒙死罪之名。

其实他们都认为是好事而去做，而不知其道义所在，被史官的罪名覆盖而不敢说话。不明礼义的要旨，以至于弄到君不像君、臣不像臣、父不像父、子不像子的地步。君不像君就会被冒犯，臣不像臣就会被诛杀，父不像父就会无道，子不像子就是不孝。这四种恶行是天下最大的罪过。把天下最大的罪过加在他身上，也只得接受而不敢推卸。所以《春秋》是礼义的根本。礼是禁绝坏事于发生之前，法规施行于坏事发生之后；法施行的作用显而易见，而礼禁绝的作用却隐而难知。”

3、

壶遂曰：“孔子之时，上无明君，下不得任用，故作春秋，垂空文以断礼义，当一王之法。今夫子上遇明天子，下得守职，万事既具，咸各序其宜，夫子所论，欲以何明？”

孔子所在的年代社会黑暗，君王昏昧，孔子他老人家得不到重用，抱负无法施展，所以才著《春秋》流传后世，希望以此裁断礼、义，作为王者执政的法典，然而先生您遇到这么好的时代，圣上英明神武，您也得到了很好的职位，国家一切都非常完备，大家各得其所，您这时要编纂史书是打算表达什么呢？你司马迁学孔子修史是不是含沙射影中伤朝廷呢。

这个问题可谓杀机四伏，太史公虎尾春冰该如何作答呢？

【译】壶遂说：“孔子所处时代，上面没有圣明君主，下面自己得不到任用，所以撰写《春秋》，留下空文，其裁断礼义，当作帝王的法典。现在先生上遇圣明天子，下能当官供职，万事具备，全部各得其所，您的撰述是想要阐明什么呢？”

4、

太史公曰：唯唯，否否，不然。

太史公先是点点头说：唯唯。表恭敬地应答“嗯嗯”，又摇摇头“否否”，“不是的不是的”。您说得好像有那么点道理，但不然，没说到点子上。刚才我提到董仲舒先生的观点，您只听到了“贬、退、讨”的这一部分，但董先生怎么说的。“是非三百四十二年”，不止有非，也有是，不单单是贬，还有褒。

余闻之先人曰：‘伏羲至纯厚，作易八卦。尧、舜之盛，尚书载之，礼乐作焉。汤、武之隆，诗人歌之。

我还听先贤这样说：上古人皇伏羲最为纯良敦厚，做《易经》，衍八卦。到了尧、舜盛世，当时的历史和政令，在《尚书》中记录，礼乐才得以兴起。商汤、周武，国家兴隆昌盛，当时的社会气象被诗人们歌唱传颂。

春秋采善贬恶，推三代之德，褒周室，非独刺讥而已也。

《春秋》中采选好的，贬斥恶的，孔夫子之所以这么做，是为了推扬三代以来的德行，褒扬周王室，并不只是讽刺和批评。所以我写《史记》是学习孔夫子歌颂伟大的时代，您说如今“上遇明天子，下得守职，万事既具，咸各序其宜”我非常的赞同。

汉兴以来，至明天子。

自汉朝兴起以来，一直到如今的圣明天子。

获符瑞，建封禅，改正朔，易服色，受命于穆清。

符瑞，符是凭证、信物，瑞是祥瑞。这个词最早是形容玉的，《管子》中说“玉有九德，是以人主贵之，或藏以为宝，收藏到府库就是宝物。或剖以为符瑞，剖成两半作为祥瑞的信物”。到了汉朝，董仲舒向汉武帝推销儒学，在著名的《天人三策》中提出了一个非常重要的观点：符瑞说。一个人如果获得上天认可，则天受命符。如果他还获得万民归心，则天瑞应诚而至。那命符天瑞是什么呢？

就是忽然出现的各种神兽和神器，你取得这些东西就等于获得了上天的认可，证实了掌握权力的合法性，这就是所谓的君权天授。汉武帝接受了这一理论，所以他在位时就出现了很多符瑞，仅《汉书》中就记载了近十回，比如元狩元年就出现了白色的麒麟，元狩二年又有白马从吾水中出现，等等。海昏侯墓中出土了麟趾金、马蹄金，可能就是汉武帝为了纪念这些祥瑞打造赏赐的。在汉武帝之前只有高祖刘邦斩蛇算是祥瑞，惠帝、高后、文、景时期几乎没有。这就是获符瑞。

建封禅，筑土为封，除地为禅，封禅是两件事。筑造土台祭祀天神叫封，平整土地祭祀地神叫禅。这两个典礼必须皇帝举行，一般皇帝还不行，得是大家公认的圣主明君，怎么算圣主明君呢？就是获符瑞。实际封和禅也不都是在泰山举行，封要离天近一些，所以在泰山举行，禅要离地近一些，所以在附近矮一点的梁父山举行。汉武帝封禅泰山这是一大盛事，司马迁的父亲司马谈因为身体原因不能随行，以为终身憾事。

改正朔，易服色。战国末期齐国人邹衍，他提倡的学说之一是“五德终始”即通过五行生克规律来解释历史的发展趋势，他认为虞舜是土德，其色黄。夏朝是木德，其色青。商朝是金德，其色白。周朝是火德，其色红。大家发现他这一观点中的规律了吗？木克土，金克木，火克金，那取代周朝的会是谁呢？水克火，那谁又具有水德呢？当年秦文公出猎，获得一条黑龙，是为水德符瑞，而且秦国人尚黑，黔首。所以秦取代周，被视为水德替代火德，朝代变更的同时也要改变历法和服装的颜色，来对应五德的更替。秦始皇将十月改为一年的开始，这就是改正朔。

将服装及纹样的正色改为黑色，这就叫易服色。秦朝二世而亡，以承秦制，也延续了崇尚黑色的传统，汉初皇帝的龙袍也是黑色的，这大概和刘邦没啥文化有关。后来以董仲舒为代表的儒家吸纳了阴阳家的学说，也将“改正朔，易服色”的说法一起打包推销给了汉武帝，说汉朝应该是土德，土克水，所以汉武帝时重新订正历法，本文中的壶遂也参与了新历的编订。同时将正色改为黄色，这也是非常重大的社会变革。

咱们的圣明天子“获符瑞，建封禅，改正朔，易服色”，正说明他“受命于穆清”。“吉甫作诵，穆如清风”穆清，天地清和之气，太史公在这里指代上天。咱们的圣明天子受命于天。

泽流罔极，海外殊俗，重译款塞，请来献见者，不可胜道。

他的恩泽流布天下没有边际，请来献见者不可胜道，和我们风物习俗不同的海外各国也蒙受浩荡皇恩。他们和我们语言不通，但他们的使者经过多重翻译，叩开我们的边塞，来进献朝贡的数不胜数。重译是不同文明早期交流的重要手段，打个比方，我们和罗马很远，但我们和大夏交界，边境有懂汉语和大夏语的人，大夏和安息接壤，安息又和罗马接壤，这样至少经过三重翻译，汉朝人就可以和罗马人交流了。

臣下百官力诵圣德，犹不能宣尽其意。

臣子官员们努力地去歌颂皇上的英明神武，但仍不能完全地表达自己的心意。

且士贤能而不用，有国者之耻；

有贤能的人而不能任用，是朝廷的耻辱。这一句是说孔子所处的时代。

主上明圣而德不布闻，有司之过也。

国君圣明道德之美名无法流传于世，这是有关部门的过失。这一句就是说当代了。太史公拍了一堆皇上的马屁又饶回来了。首先认可了壶遂说的上遇明天子，接着说自己该下得守职了。

且余尝掌其官。

况且我担任这个职务。什么职务？太史令。正是上文刚说的有司。

废明圣盛德不载，灭功臣世家贤大夫之业不述，堕先人所言，罪莫大焉。

废弃明天子英明贤德的事迹不记载，抹杀功臣、世家、贤大夫的功业不记叙，背弃父亲的教诲，这才是莫大的罪过。

太史公也不过是个阿谀奉承之辈，其实不然。司马迁个人修史已经犯了忌讳，只有胜利者才有权书写历史，你个人修史算什么呢？学孔子批评政府吗？太史公是希望自己的心血能够流传后世的，那《史记》一定会被当权者看到，所以太史公必须在《史记》中，至少在《史记》的序言中努力赞颂这个时代。同时太史公和壶遂这两番问对真的存在吗？也不见得。或许他只是通过这种方式来表达自己的这些立场罢了。

余所谓述故事，整齐其世传。

我所说的只不过是过往发生的事情，将历史人物的世系传记进行整理。

非所谓作也。

都是现有的史料，并不是你们所认为的重新撰写历史。

而君比之于春秋，谬矣。

您将我的《史记》和《春秋》相比，实在是荒谬。明哲保身，说的不见得都是真心话。如果全是肺腑之言，《史记》能够流传下来的可能性有多大？司马迁能活下来的可能性又有多大？

太史公求生欲这么强，《史记》仍然难逃被修改删减的命运。两番问对结束，太史公继续叙说生平。

【译】太史公说：“是是。不不，不对。我听先人说过：‘伏羲最纯厚，作《易》八卦。尧舜强盛，《尚书》做了记载，礼乐在那时兴起。商汤周武隆盛，诗人予以歌颂。《春秋》扬善贬恶，推崇夏、商、周三代盛德，褒扬周王室，并非仅仅讽刺讥斥呀’。汉兴以来，至当今英明天子，获见符瑞，泰山封禅，改订历法，变换服色，受命于天，恩泽流布，海外异俗之国纷纷辗转翻译并前来边关，请求进献朝见的不可胜数。臣下百官竭力颂扬天子的功德，仍不能完全表达出心意。

再说士人贤能而不被任用，是国君的耻辱；君主明圣而功德不能广泛传扬，是官员的罪过。况且我曾担任太史令的职务，若弃置明主圣德而不予记载，埋没功臣、世家、贤大夫的功业不记述，忘却先父遗言，罪过就实在太大了。我所记的旧事，只不过整理了世代所传，并非所谓创作，而您拿它与《春秋》相比，那就错了。”

5、

于是论次其文。

论述编次《史记》。

七年而太史公遭李陵之祸，幽于缧绁（léi xiè）。

七年后太史公因李陵之事获罪，遭到囚禁。李陵率五千步兵在戈壁滩迎战匈奴三万骑兵，力竭被俘，投降匈奴。战死可以、自杀可以、被俘也可以，但单单不能投降。汉朝文武百官都指责李陵，司马迁这时站出来说：李陵可能是诈降。汉武帝不高兴了，囚禁司马迁并施以宫刑。

乃喟然而叹曰：“是余之罪也夫。是余之罪也夫！身毁不用矣！”

受宫刑后的司马迁说：这是我的罪过吗？唉！这是我自找的啊！现在我身体残废，还有什么用呢？

退而深惟。

事后冷静下来深入思考。

曰：“夫诗书隐约者，欲遂其志之思也。昔西伯拘羑（yǒu）里，演周易；孔子厄陈蔡，作春秋；屈原放逐，著离骚；左丘失明，厥有国语；孙子膑脚，而论兵法；不韦迁蜀，世传吕览；韩非囚秦，说难孤愤；诗三百篇，大抵贤圣发愤之所为作也。

太史公这一段倒是说了真心话。《诗》《书》含义隐微而言辞简约，是作者想要表达他们的心志和情绪。从前周文王被拘禁羑里，推演了《周易》；孔子遭遇陈蔡的困厄，作有《春秋》；屈原被放逐，著了《离骚》；左丘明双目失明，才编撰了《国语》，孙子的腿受了膑刑，却论述兵法；吕不韦被贬徙蜀郡，世上才流传《吕览》；韩非被囚禁在秦国，才写有《说难》《孤愤》；《诗》三百篇，大都是圣人贤士抒发愤懑而作的。

于是卒述陶唐以来，至于麟止，自黄帝始。

于是我继续做《史记》，记录陶唐氏也就是尧以来的历史，一直写到元狩元年，从黄帝开始。

元狩元年，麒麟现世，当年孔子作《春秋》，获麟而止，如今天下再次出现麒麟，也许正是孔子对司马迁的召唤吧。

【译】于是开始论述编次所得文献和材料。过了七年，太史公遭逢李陵之祸，被囚禁狱中。于是叹息道：“这是我的罪过啊！这是我的罪过啊！身体残毁没有用了。”退而深思道：“《诗》《书》含义隐微而言辞简约，是作者想要表达他们的心志和情绪。从前周文王被拘禁羑里，推演了《周易》；孔子遭遇陈蔡的困厄，作有《春秋》；屈原被放逐，著了《离骚》；左丘明双目失明，才编撰了《国语》，孙子的腿受了膑刑，却论述兵法；吕不韦被贬徙蜀郡，世上才流传《吕览》；韩非被囚禁在秦国，才写有《说难》《孤愤》；《诗》三百篇，大都是圣人贤士抒发愤懑而作的。这些人都是心中聚集郁闷忧愁，理想主张不得实现，因而追述往事，考虑未来。”于是终于下定决心记述陶唐以来直到武帝获麟那一年的历史，而从黄帝开始写起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