古文观止卷十 宋文｜15 刑赏忠厚之至论[宋代]苏轼

宋代王安石执政后，立即对取士制度进行改革，废止了考诗赋，而改用经义，以发表政治见解的时务策作为考试的主要内容，以便选拔一些通经致用的人才，为变法服务。这种政论性文体称为策论。策论大多要求考生就一些问题展开论述，即论证某项国家政策或对策的可行性与合理性，侧重于考查考生解决问题的能力。“刑赏忠厚之至论”就是宋嘉祐二年礼部进士考试策论的题目。

刑赏忠厚之至论[宋代]苏轼

原文：　　

尧、舜、禹、汤、文、武、成、康之际，何其爱民之深，忧民之切，而待天下以君子长者之道也。有一善，从而赏之，又从而咏歌嗟叹之，所以乐其始而勉其终。有一不善，从而罚之，又从而哀矜惩创之，所以弃其旧而开其新。故其吁俞之声，欢忻惨戚，见于虞、夏、商、周之书。成、康既没，穆王立，而周道始衰，然犹命其臣吕侯，而告之以祥刑。其言忧而不伤，威而不怒，慈爱而能断，恻然有哀怜无辜之心，故孔子犹有取焉。
《传》曰：“赏疑从与，所以广恩也；罚疑从去，所以慎刑也。当尧之时，皋陶为士。将杀人，皋陶曰“杀之”三，尧曰“宥之”三。故天下畏皋陶执法之坚，而乐尧用刑之宽。四岳曰“鲧可用”，尧曰“不可，鲧方命圮族”，既而曰“试之”。何尧之不听皋陶之杀人，而从四岳之用鲧也？然则圣人之意，盖亦可见矣。
《书》曰：“罪疑惟轻，功疑惟重。与其杀不辜，宁失不经。”呜呼，尽之矣。可以赏，可以无赏，赏之过乎仁；可以罚，可以无罚，罚之过乎义。过乎仁，不失为君子；过乎义，则流而入于忍人。故仁可过也，义不可过也。古者赏不以爵禄，刑不以刀锯。赏之以爵禄，是赏之道行于爵禄之所加，而不行于爵禄之所不加也。刑之以刀锯，是刑之威施于刀锯之所及，而不施于刀锯之所不及也。先王知天下之善不胜赏，而爵禄不足以劝也；知天下之恶不胜刑，而刀锯不足以裁也。是故疑则举而归之于仁，以君子长者之道待天下，使天下相率而归于君子长者之道。故曰：忠厚之至也。
《诗》曰：“君子如祉，乱庶遄已。君子如怒，乱庶遄沮。”夫君子之已乱，岂有异术哉？时其喜怒，而无失乎仁而已矣。《春秋》之义，立法贵严，而责人贵宽。因其褒贬之义，以制赏罚，亦忠厚之至也。

【译文】

在唐尧、虞舜、夏禹、商汤、周文王、周武王、周成王、周康王的时代，君主对人民的爱护和关心多么深切，完全是用君子、贤人的处世准则来对待天下的老百姓!只要谁做了一点好事，就立即奖赏他，又及时歌颂他、赞美他，以表示对他有了良好开端的欣喜，并勉励他一直坚持到底。只要谁做了一点坏事，就立即处罚他，随后又怜悯他、警戒他，以帮助他改掉过去的错误，迈开新的步伐。所以那些圣君们的叹息、欢乐和悲伤等种种思想情绪，都从《尚书》的《舜典》、《大禹谟》、《汤诰》、《武成》等文章中一一表现出来。

周成王、周康王逝世以后，周穆王即位，周朝的政治局势已经开始衰落了，但他还是命令他的大臣吕侯制定法规，并告诫他谨慎用刑。穆王的话充满忧虑而不伤害治国，充满威严而又没有怒气，对犯罪的人既慈爱又能果断地加以惩罚，对无罪的人则抱有同情怜惜的心情，所以孔子仍然把他的话编进《尚书·吕刑》中了。孔安国传文说：“在决定赏赐的时候有了疑问，要采取给与的态度，这是扩大恩赐范围的作法;在决定惩罚的时候有了疑问，要采取免去的态度，这是谨慎用刑的作法。”

在唐尧时期，皋陶担任掌管刑法的官职，准备处死一个人，他多次说“杀掉他”，唐尧却多次说“饶恕他”。因此天下的人都害怕皋陶执法坚决，而喜欢唐尧用刑宽大。四岳曾经推荐说：“鲧可以任用。”唐尧却说：“不能任用!鲧一旦违抗命令就会毁掉同族的人。”不久又说：“让他试试看!”为什么唐尧不听从皋陶要杀人的意见，却同意四岳任用鲧的建议呢?由此看来，圣人的用意也就可以明白了。《尚书·大禹谟》说：“在给人定罪时产生了疑问，应当从轻;在给人记功时产生了疑问，应该从重。与其错杀无罪的人，宁可违背用刑的常规。”唉!这已经把刑赏忠厚之至的含义说尽了!

可以赏赐也可以不赏赐的，如果赏赐了就会超出仁慈的界限;可以惩罚也可以不惩罚的，如果惩罚了就会超过道义的标准。赏赐超出了仁慈的界限，还算得上是一个君子;惩罚超过了道义的标准，那就会成为一个残忍的人。所以仁慈的界限可以超出，道义的标准则不能超过。古代不拿爵位俸禄来作为赏赐，不用刀锯来作为刑具。拿爵位俸禄来作为赏赐，这种赏赐的方法就只能在得到爵位俸禄的人的范围内推行，而不能加给没有得到爵位俸禄的人。用刀锯来作为刑具，这种刑法的威力就只能在受到刀锯之刑的人的范围内施展，而不能加给没有受到刀锯的人。古代的君王知道天下人做好事是赏赐不尽的，而爵位俸禄并不足以作为对他们的奖励;也知道天下人做坏事是处罚不完的，而刀锯并不足以杀死他们。因此，凡是赏罚有了疑问，都一律采取仁慈宽大的态度来处理。用君子、贤人的处世准则来对待天下的人，使天下的人都相继按照君子、贤人的处世准则办事，所以说古代君王实行赏罚，真是忠厚到了极点!

《诗经·小雅·巧言》说：“君子如果乐于纳谏，乱子可能很快就会平息;君子如果怨恨谗言，乱子可能很快就会终止。”君子平息乱子，难道有什么奇特的方法吗?他只不过是能够控制自己的喜怒感情，让它不违反仁慈的原则罢了。《春秋》的要义是立法贵在严厉，而对人的责罚贵在宽大。按照《春秋》褒扬和贬斥的标准，来控制对人的奖赏和惩罚，那就会忠厚到极点了。

【注释】

长者：指道德高尚、性情忠厚的人。

哀矜(jin今)：哀怜，同情。

吁(xu须)俞：叹息。吁，表惊叹;俞，表应允。

欢忻：欢喜。忻，同“欣”。 惨戚：悲痛，忧伤。

虞、夏、商、周之书：指《尚书》中的《舜典》、《大禹谟》、《汤诰》、《武成》等篇。

没：同“殁”，死。 8吕侯：一作“甫侯”，周穆王时司寇。祥刑：意谓谨慎用刑。

恻(ce测)然：悲痛的样子。

孔子犹有取：旧说《尚书》为孔子编纂，其中收入《吕刑》，故有此言。《书·吕刑》孔颖达疏：穆王“用吕侯之言，训畅夏禹赎刑之法。吕侯称王之命而布告天下，史录其事作《吕刑》”。

《传》：指孔安国给《书·大禹谟》“罪疑惟轻，功疑惟重”句所作的传注，本作“刑疑附轻，赏疑从重”，苏轼此处化用其意。

皋陶(yao摇)：一作“咎繇”，舜时掌刑法之官。

宥(you又)：宽恕，原谅

四岳：相传是羲和的四个儿子，尧时为四方诸侯的首领。 鲧(gun滚)：尧臣，传说为大禹的父亲，因奉尧命治水无功，被舜杀死在羽山。

方命：违抗命令。方，抗违。

圮(pi匹)族：毁掉同族。圮，毁灭。 以上尧与四岳对话见于《书·尧典》。

惟：同“唯”、“维”，语气词，此处帮助判断，有“应当”的意思。

不经：不合常规。经，常道，原则。 以上引文见于《书·大禹谟》。

忍人：残忍的人。

不胜(sheng生)：不尽。 劝：勉励，奖励。

裁：杀。 举：行动，处理。

相率：相继，一个接一个地。

祉：福，引申为喜悦，此处指喜于纳谏。 庶;副词，表示可能或期望。 遄(chuan传)：迅逮。 沮(ju举)终止。 以上引诗见于《诗·小雅·巧言》。

赏析：

　《刑赏忠厚之至论》是苏轼二十一岁考进士的试卷文字。宋人曾作为逸话流传，说欧阳修主持嘉祐二年的礼部考试，请诗人梅圣俞阅卷，梅阅此文后以为有“孟轲之风”，荐于欧阳修。此时欧阳修门下士曾巩也在同试，他俩认为此文优异，可能是曾巩作的，欧阳修为了避嫌不敢定为第一，遂降为第二。但是文中所举尧与皋陶的对刑法的互相制约的例证，不知其出处，待苏轼拜见问他，苏轼笑道：想当然耳。竟是他捏造出来哄骗试官的，欧，梅因其才高，也不介意。实际所引事例出于《礼记·文王世子》。是周公的事例。苏轼临考时误记为尧的事了。好事者因不知出处，遂加以增饰，造作出这段佳话来。但从这佳话中也反映出古代应试文字的情况。对于这类文字不应过于执着，认为真的表达了作者的见解，其实不过是为了被取中而故作姿态。在这篇和下面几篇所选的苏轼的几篇论文，就都是苏轼为应试而拟作的文字。苏轼在其《答李之仪书》中曾说自己年轻时“读书作文，专为应举而已”，又因应举制策课，就写了些“妄论厉害，搀说得失”的文章，“此正制科人习气”。这局客气话，虽含有遁词成分，但也道出其中几分真情。所以读这些文字的时候，应予考虑。

本篇题目出自《尚书·大禹谟》伪孔安国的注文：“刑疑付轻，赏疑从众，忠厚之至。”为了扣题，其立论不过是儒家的施仁政，行王道，推崇尧舜周孔，属于当时的滥调。但是作者在扣紧题目布局谋篇，引用圣经贤传与论据紧密结合等方面的技巧是很高的。文笔酣畅，说理透辟。用这些手段来引起考官的注意，则是很成功的。

策论是国家向知识分子寻求关于某某问题之对策的一种形式。这篇文章虽然是考卷，却并非应付考试，也没有刻意推测考官喜欢什么，思考的问题也相当深刻。试题出自《尚书·大禹漠》：“罪疑惟轻，功疑惟重。”孔安国传注文：“刑疑附轻，赏疑从重，忠厚之至。”苏轼误记为“赏疑从与，罚疑从去”，于是紧紧抓住这一题目，主要阐明古代的贤君赏善惩恶，都是本着忠厚宽大的原则，主张“使天下相率而归于君子长者之道”。应试之文，佳作极少，但这篇文章却是佼佼者，有其鲜明特色。

由于文章的题目出自《尚书》，所以先以咏叹先王爱民之深，忧民之切开头，紧扣主旨。接着从赏善与罚不善两方面说明，总归于“忠厚”二字。周道衰落之后，穆王还是把要善于用刑的方法，告诉吕侯。所谓“祥刑”，意谓用刑须审慎从事。王先谦《孔传参正》认为“祥”当为“详”。按《汉书·明帝纪》：“详刑慎罚，明察单辞。”又《刘恺传》：“非先王详刑之道也。”引《尚书》郑玄注云：“详，审察之也。”“详刑”实际上就是要“慎刑”，所以说孔子对此还是给予了肯定。衰世尚且如此，何况盛世。这是退一步说，从而更加夯实了主旨的深厚基础。

但是，赏罚之道，要完全掌握它，并非易事。轻重的分量，也难以掂得很准。所以文章从经文中括出了一个“疑”字。解决疑难问题的原则就是“罪疑惟轻，功疑惟重”。所谓“广恩”“慎刑”，都体现了“忠厚”之义。为了说明这个问题，作者引用了唐尧不从皋陶执法杀人的意见，而同意四岳任用鲧的例子，体现先王刑赏之道，一本忠厚。通过叙事中的剖析，文章又引用《书经》的警句加以论断，复以咏叹出之，不仅使主旨更加突出，而且与开头遥相呼应，使人有浑然一体的感觉。

行文至此，主旨似乎已经完全阐明了，但是，作者并不就此收住，反而蓄足气势，横生波澜，展示了他不可羁縻的才思。关于可赏可不赏，可罚可不罚的提示，这自然是上承“疑”字而来，但它并不是前者的重复。“疑”是有问题，而此则认识上已经基本明确，其概念和前者又不完全相同。而在这个范围内的过赏过罚问题，苏轼认为“过乎仁，不失为君子；过乎义，则流而入于忍人”，通过这一层挖掘，既深化了主旨，又体现了作者认识事物剖细入微的能力。而其断语“仁可过也，义不可过也”，则又表现了极大的概括力，显得斩钉截铁，十分精悍有力。

赏和罚的范畴剖析明白之后，接着进一步又探讨赏和罚（刑）的方式。作者认为，古代赏赐有功者不一定用爵禄，处罚有罪者不一定用刀锯；加之“善不胜赏”，“恶不胜刑”，范时和方式实际上都被扩大了。如此发挥，真是处处贯通，无往而不可。但是既要放得开，又要收得拢。“是故疑则举而归之于仁”，仍然再括出“疑”字，使文眼在笔阵墨浪中豁然透气，又复归结到“忠厚之至也”这个主旨上来。余波振荡，最后又引用《诗经》《春秋》之义，十分鲜明地捧出了题目。题目亦即结论，在结构上显得非常紧密而完整。

其实此文立论不过是儒家的施仁政，行王道，推崇尧舜周孔，属于当时的滥调。但是作者在扣紧题目布局谋篇，引用圣经贤传与论据紧密结合等方面的技巧是很高的。文笔酣畅，说理透辟，概括力很强，结构紧密而完整。用这些手段来引起考官的注意，则是很成功的。因此此文受到主考官欧阳修的高度赞赏，不足为怪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