古文观止 第33章|子产论政宽猛

古文观止 第33章|子产论政宽猛

本篇提出了“宽猛相济”的政治主张。子产的主张“猛”,是指立法要严,但他还是把“宽”(德政)放在“猛”之上,仍然符合儒家的观点,所以得到了孔子的称赞。这种政治主张在封建社会影响很大。

古文观止 第33章|子产论政宽猛
古文观止 第33章|子产论政宽猛

古文观止 第33章|子产论政宽猛

【注释】

①子大叔:游吉,在子产之后郑国的执政者。大:同“太”。②猛:严 厉。③狎(xiá):轻视,轻忽。

④取:同“聚”。人:指强盗。萑苻(huán fú):湖泽 的名称。⑤徒兵:步兵。⑥少:稍,稍微。

⑦纠:矫正。⑧残:受到伤害。⑨济:帮 助,调节。

⑩这四句诗出自《诗·大雅·民劳》汔(qì):副词,差不多。康:安。 中国:指中原各国。绥:安抚。四方:指四方诸侯国。

(11)这四句诗出自《诗·大 雅·民劳》。从:同“纵”,放纵。诡随:狡诈行骗的人。谨:管束。遏:制止,禁止。 寇虐:指抢劫行凶的人。惨:曾,乃。明:法度。

(12)这两句诗出自《诗·大雅·民 劳》。柔:安抚。能:亲善。 迩:近。

(13)这四句诗出自 《诗· 商颂 ·长发》。竞: 争。絿(qiú):急。优优:温 和宽厚的样子。遒:积聚。

(14)涕:眼泪。(15)遗爱:古人 仁爱的遗风。

   译文
郑国的子产得了病。对子大叔说:死(以后)您必定主政。只有道德高尚的人能够用宽厚(政策)使民众服从,其次(政策)没有比刚猛更有效(比如烈火,民众望见就害怕它所以很少死(其中)水柔弱,民众亲近并和它嬉戏,就很多死(其中)所以宽厚(政策)难(以实施)子产)病数月后死去。
大叔执政,不忍心严厉,而施行宽柔政策。郑国(因此)很多盗贼,从沼泽地招集人手。大叔后悔了说:早听从(子产)夫子的不会到此地步。发步兵去攻击沼地的盗贼,将他全部杀灭,盗贼(才)稍微被遏止。
孔子说:好啊!政策宽厚民众就怠慢,民众)怠慢就用刚猛(政策)来纠正。政策)刚猛民众就受伤害,民众受)伤害了就施与他宽厚(政策)用宽大来调和严厉;用严厉来补充宽大,政治因此而调和。诗经》中说:民众也劳累了差不多可以小小休息啦;赐予城中的民众恩惠,用来安抚四方。这是施与民众以宽厚啊。不要放纵奸诈,用来防范邪恶;遏止盗贼肆虐,恶毒是不害怕美好的这是用刚猛来纠正啊。宽柔对待远方的民众能够使大家亲近,这样)来稳定我王朝。这是用和缓(政策)来使民众平安祥和啊。还有(诗》说:不争斗不急躁,不刚猛不柔弱,实施政策平和,所有的福祉汇集过来。这是和平的极致啊。
等到子产逝世,孔子听说了哭泣道:古代圣贤继承人啊。子产继承了古人仁爱的遗风啊!

《子产论政宽猛

昭公二十年

1

郑子产有疾。谓子大叔曰:“我死,子必为政。唯有德者能以宽服民,其次莫如猛。夫火烈,民望而畏之,故鲜死焉。水懦弱,民狎而玩之,则多死焉,故宽难。”疾数月而卒。

“郑子产有疾。”

郑国的子产生病了。子产的出生年月不详,《左传》中他第一次登场是襄公八年春天,郑国侵蔡取胜而归。郑国人都很高兴,唯有子产担忧楚国以引为借口来讨伐。他父亲子国很生气,呵斥他:国家大事,你一个小孩子知道什么!能居于朝堂之上,估计不会低于十岁吧。二十年后的襄公三十年,子产已经以郑国执政的身份陪同郑简公如晋搞拆迁了,现在又过了二十一年,应该十五多岁快六十了。在春秋时期算是贵族正常的寿命,普通人因为战乱,寿命就很难预期了。

“谓子大叔曰:我死,子必为政。”

子产病中和子太叔说:我死后,您必然会执政。子太叔这个人“美秀而文”长得漂亮又有文采,他是子游的孙子,子产的侄子,郑国七穆之一游氏的当家人,他一直是子产的学生和支持者,是郑国内定的下一任执政。

“唯有德者能以宽服民,其次莫如猛。”

只有有德行的人才能用宽松的政策使人民服从,其次就是德行不足的人,就没有比执行严苛的政策更合适的了。这是子产从政几十年的经验之谈。为了阐述宽、猛之别,子产又做了两个比喻。春秋时期的政治家和思想家大多都是善于做比喻和审言的,像子产、晏婴都是特别擅长讲故事的人。

“夫火烈,民望而畏之,故鲜死焉。”

火性猛烈,人们望而生畏,所以很少有死于烈火的。

“水懦弱,民狎而玩之,则多死焉,故宽难。”

水性柔弱,人们轻慢忽视它,所以溺水而亡的人很多,故而实施宽松的政策很难。这个比喻也很贴切,每到暑期学校肯定强调不要让孩子到河里去玩水,一到寒假就改成了不要让孩子到冰面上玩耍。水的危险等发现的时候,往往已经晚了。

“疾数月而卒。”

子产生病几个月后就逝世了。

【译】郑国的子产得了病。(他)对子大叔说:“我死(以后),您必定主政。只有道德高尚的人能够用宽厚(的政策)使民众服从,其次(的政策)没有比刚猛更有效(的了)。比如烈火,民众望见就害怕它,所以很少死(在其中)的。水柔弱,民众轻视而忽视它,就很多死(在其中)的,所以宽厚(的政策)难(以实施)。”(子产)病数月后死去。

2

大叔为政,不忍猛而宽。郑国多盗,取(jù)人于萑苻(huán fú)之泽。大叔悔之,曰:“吾早从夫子,不及此。”兴徒兵以攻萑苻之盗,尽杀之,盗少止。

“大叔为政,不忍猛而宽。”

子太叔执政,不忍心严苛而采用宽松政策。果然如子产所料。

“郑国多盗,取(jù)人于萑苻(huán fú)之泽。”

郑国出现了很多强盗,聚集于萑苻泽中作乱。

“大叔悔之,曰:吾早从夫子,不及此。”

子太叔后悔了,说:我早听夫子的话,不至于到如此地步。

“兴徒兵以攻萑苻之盗,尽杀之,盗少止。”

发动步兵攻打萑苻泽中的强盗,把他们都杀了,强盗稍微有所收敛。尽杀的是萑苻之盗,少止的是郑国之盗。是少止,不是止,可见后果已经造成无法弥补。

【译】大叔执政,不忍心严厉,而施行宽柔政策。郑国(因此)很多盗贼,(他们)从沼泽地招集人手。大叔后悔了,说:“我早听从(子产)夫子的,不会到此地步。”发步兵去攻击沼地的盗贼,将他们全部杀灭,盗贼(才)稍微被遏止。

3

仲尼曰:“善哉!政宽则民慢,慢则纠之以猛。猛则民残,残则施之以宽。宽以济猛;猛以济宽,政是以和。”《诗》曰:‘民亦劳止,汔(qì)可小康;惠此中国,以绥四方。’施之以宽也。‘毋从诡随,以谨无良;式遏寇虐,惨不畏明。’纠之以猛也。‘柔远能迩,以定我王。’平之以和也。又曰:‘不竞不絿(qiú),不刚不柔,布政优优,百禄是遒。’和之至也。”

“仲尼曰:善哉!政宽则民慢,慢则纠之以猛。”

孔子评价这件事说:好啊!政策宽大则人民怠慢,怠慢就要用严苛来纠正。

“猛则民残,残则施之以宽。”

严苛则人民受到伤害,受到伤害就要施行宽大的政策来和缓。

“宽以济猛;猛以济宽,政是以和。”

用宽大来调剂严苛,用严苛来辅助宽大,政事因此得以和谐。这一句有点老子“负阴而抱阳,冲气以为和”的味道。

“《诗》曰:民亦劳止,汔(qì)可小康;惠此中国,以绥四方。施之以宽也。”

《诗经》中说:人民劳苦,惠其小康;恩赐中国,安定四方。这是说施行宽容的政策。

“毋从诡随,以谨无良;式遏寇虐,惨不畏明。纠之以猛也。”

不纵容奸诈之徒,来约束无良的人。应遏制残暴贼寇,因为他们不畏惧法度。这是说以严苛的律法纠正民风。

“柔远能迩,以定我王。平之以和也。”

安抚远方,亲善左右,安定王心。这是说用宽猛相和的法度使国家平静。

“又曰:不竞不絿(qiú),不刚不柔,布政优优,百禄是遒。和之至也。”

又说:不争不急,不刚不柔,施政悠然,福禄汇聚。这就是和的最高境界了。孔子引用了四段诗经的内容,前三段出自《大雅·民劳》,这是一首描述百姓苦难,劝告统治者体恤人民的诗歌,阐述了政治宽猛之和。第四段出自《商颂·长发》,是歌颂商汤功德的,这就是古人的仁爱之风。

【译】孔子说:“好啊!政策宽厚民众就怠慢,(民众)怠慢就用刚猛(的政策)来纠正。(政策)刚猛民众就受伤害,(民众受)伤害了就施与他们宽厚(的政策)。用宽大来调和严厉;用严厉来补充宽大,政治因此而调和。《诗经》中说:‘民众也劳累了,差不多可以小小休息啦;赐予城中的民众恩惠,用来安抚四方。’(这是)施与民众以宽厚啊。‘不要放纵奸诈,用来防范邪恶;遏止盗贼肆虐,恶毒是不害怕美好的。’(这是)用刚猛来纠正啊。‘宽柔对待远方的民众能够使大家亲近,(这样)来稳定我们的王朝。’(这是)用和缓(的政策)来使民众平安祥和啊。还有(《诗》)说:‘不争斗不急躁,不刚猛不柔弱,实施政策平和,所有的福祉汇集过来。’(这是)和平的极致啊。”

4

“及子产卒,仲尼闻之,出涕曰:古之遗爱也。”

等到子产死去时,孔子听说后,哭着说:他具有古人仁爱的遗风啊。

【译】等到子产逝世,孔子听说了,哭泣道:“子产继承了古人仁爱的遗风啊”。

5

有评论家说本文是子产收功之作,所以只说其宽,通过孔子之口为他下了一个定论仁,再回头看前面的几篇文章,主要讲了子产的智,但是他不仅仅有仁和智,他在矛盾尖锐的郑国屹立四十年不倒,其间他主导平息了七穆的血腥纷争,还带兵征讨敌国,绝对是一个铁血人物。那他是怎么做到“政宽国治”的呢?他施行的政真的是宽政吗?以及他所谓的有德又是怎么体现的呢?

襄公二十五年,子产还没有执政,他向大夫然明请教治国方略,然明告诉他要视民如子,看待人民要像看待自己的儿子一样,这是讲施之以仁,对待人民要宽和。但接着然明又补充了一句,见不仁者,诛之如鹰鹯之逐鸟雀也。见到不仁的人,就要像老鹰追赶鸟雀一样诛杀他。这一句就让人胆寒,自绝于民的不仁,必须要诛灭,这是要之以刑。子产听了很高兴,把这些话告诉了子大叔。

然明的这段话基本可以看做是后来子产执政的指导方针,子太叔这时就已经追随子产了。襄公三十年,子皮授子产政时,子产说:国小而逼,族大宠多,不可为也。什么意思呢?子产点出了国力衰微的郑国存在的问题,国外临近大国,在晋楚夹缝之中苟延残喘。国内,公族势力庞大,受宠者众多,利益集团盘根错节,这个活儿,我没法干。子皮也很精明,他一下就听出了话外之音。马上给他这个叔叔吃了一颗定心丸。

子皮说,我带头听你的话,看谁敢冒犯你?你就安心执政吧。这正是子产需要的,于是子产执政郑国。子产为城市和乡村都制定了相应的规则,上下各司其职。田地重新划定田界,清理水渠。这是把被豪族侵占的土地清理出来的政策。使房屋和耕地相匹配,这是施行了与土地政策相应的户籍政策。

官员忠诚俭朴的,听从他,亲近他。骄奢放纵的,就罢免惩罚他们。新政推行后一年,坊间流传,把我的衣冠藏起来,不敢穿了。为什么呢?泰侈者毙之。藏起来的肯定都是奢侈品牌。看来发牢骚的主要是官员。以前开豪车戴名表,现在都得扔仓库里不能张扬了。抽烟得抽白盒的,喝酒得用矿泉水瓶子,这一套也传承了几千年了。

把我的田地重新安排,换给别人或者分给别人了,谁能杀掉子产,我一定追随他。这话一定是咬牙切齿说的。放政三年后,坊间又流传。我有子弟,子产教诲他们,我有田地,子产让其产量增加,子产如果死了,谁能继承他的政策呢?这一对比就比较有意思。新政推行,动了既得利益集团的蛋糕,也给社会带来了阵痛,被损害者恨不得杀了子产,不明真相的普通群众可能也会跟风诅咒。但三年之后,新政确实取得了成效,大多数人得到了实惠,于是风评急转而上,掩盖了受损者的声音。这些声音,无论好坏,可能都是从乡校中发出的。所以后来也有了“子产不毁乡校”的故事流传。

昭公六年,执政多年的子产做了一件大事——铸刑书。铸的解释历来有争议,其中有字面解释是将颁布的法条铸造于鼎上, 也有说铸是颁布的意思。但无论哪种解释,子产都把制定的法条公之于众了,这件事情在当时争议很大,晋国的叔向专门写信给子产说,百姓知道了法律就会想方设法去钻法律的空子,继而失去了对政府的敬畏之心,你这么搞下去子孙一定会衰败,郑国迟早要玩完。这就涉及儒、法之辨了。

子产没有分辨,只是回信说:我没什么才能,不能像您说的那样垂拱而天下治,只有严明律法,拯救郑国当下就不容易了,哪还顾得了后世子孙。大概当时郑国社会已经完全失去秩序,没有了基本的公平正义。当礼德无法维持时,为了防止国家崩溃,只能制定法律为社会兜底,所以才有了铸刑救世之说,这样的大环境下,子产一定是违法必究,执法必严的,肯定不是一味宽仁。当法律的威严被树立起来,社会貌似恢复了原有的秩序,所以子产所谓的有德,并不是施仁,而有威而有信。

子太叔作为子产的弟子,只学到了师傅的表面功夫,没有理解其内核,子产向来有知人之明,所以告诫他“施政从猛”。但无论如何,此时郑国的社会秩序在不断崩坏,子产的政治改革仍然是建立在维持原有秩序的基础上,所以只能救当世,而不能顾子孙。即使子太叔一味使用猛法,只要不打破原有的社会框架,只能是饮鸩止渴,注定挽救不了风雨飘摇中的郑国。

6

公元前522年,子产病重,临终时将国政托付子大叔。从子产当权的公元前543年开始,子大叔就跟着子产处理外交事务,被子产视为自己的接班人。“子大叔美秀而文”,这是子产对子大叔的评价,从这也能窥见子产的知人善任。

“我死,子必为政。唯有德者能以宽服民,其次莫如猛。夫火烈,民望而畏之,故鲜死焉。水懦弱,民狎而玩之,则多死焉,故宽难。”

子产执掌国政达二十多年,留下的这段话某种程度上算得上是政治经验的总结,是精髓。说完这段话不久后,他便去世了。

子产首先认为,只有有德可以用宽仁使得人民顺服,其他的一切政策都比不上刚猛。但是如果只有宽仁,那么“民狎而玩之,则多死焉”,而刚猛可以使“民望而畏之,故鲜死焉”,这被后世归结为宽猛相济的政治策略。

以子产自身为例,子产作为春秋大政治家,没有给郑国带去霸业,但擅长在内外交困的政治环境里协调郑国与晋楚、“七穆”之间的利益稳定关系,此为“宽”,但也不乏强力推进直接损害贵族阶层、特权阶层的田制、赋税改革,让郑国有了别开生面的局面,此为“猛”。

子大叔跟随子产多年,子产自然对其了解至深,此番言论既为精华,也是为专门针对子大叔特点所设。果然,“大叔为政,不忍猛而宽。郑国多盗,取人于萑苻之泽”。子大叔当政的时候,过于宽仁,导致河泽盗贼猖獗。于是想起了子产的临终箴言,“兴徒兵以攻萑苻之盗,尽杀之,盗少止”。

对此,孔子的评价是:“善哉!政宽则民慢,慢则纠之以猛。猛则民残,残则施之以宽。宽以济猛;猛以济宽,政是以和。”可以说高度肯定了子产与子大叔。“政宽则民慢,慢则纠之以猛”,便是子大叔的做法。

孔子还进一步延伸,“猛则民残,残则施之以宽”,太刚猛的话,民众受伤害,便要用宽仁的政策对待。以“宽以济猛;猛以济宽”,便能做到“政是以和”。

那宽猛相济的最高境界是什么?

不竞不絿,不刚不柔,布政优优,百禄是遒。和之至也。

这段话的意思告诉我们,宽猛只是手段,最高境界为“不竞不絿,不刚不柔”,以达到“布政优优”。令人想到中庸之道,刚刚好,恰恰好,这才是最高境界啊。

但宽猛相济的历史背景是礼崩乐坏、诸侯攻伐的春秋时期,尽管子产已经强调“德者能以宽服民”,但这显然已失去具体实践的意义。在一个缺乏长期政治政策实践条件的小国环境,大概只能以短期政策应一时之急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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